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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②

新青年名词解释: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1915年开始出版,中间几经变动,1926年最后停刊。它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反封建的文化思想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及其变为思想运动主流的历史过程。是研究五四时期伦理大变革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料。
《新青年》从一开始便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主义的口号。发表在1卷1号上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五四时代的“德赛二先生”实际上都包括在这里了。这是《新青年》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新青年》对帝制复辟阴谋进行了一系列的抨击,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反对封建束缚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伦理观念,也展开了反对封建礼教的广泛的思想斗争。《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发表大量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批判,举起了思想革命的大旗。在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中,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作出了极大努力。他在驳康有为等的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说明名词解释:第一、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第二、尊孔,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的原则。第三、定“孔教”为国教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他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集中反封建礼教与主张民主制度。鲁迅稍后参加《新青年》的工作,他在五四时代的主要著作绝大部分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他的杂感、小说和论文,推进了《新青年》的反封建斗争。他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发出了解放的呼声。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是《新青年》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以其特有的深刻性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性质,发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救救孩子”的呐喊。鲁迅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他的多篇随感录,在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罪恶的基础上,用旧的必将为新的所代替,新的必将比旧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而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的发展观点鼓舞着觉醒中的人民。吴虞也是在《新青年》上撰文激烈批评封建礼教的作家。在他看来,礼教是中国家庭制度的产物,家族制度则是专制主义的根据。他把封建礼教和封建法权联系起来,暴露了所谓“礼”早已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他勇敢地直接进攻被视为“圣人”的孔子及其学说。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庭的老英雄”。
反对封建礼教的伦理斗争,其目的在于奠定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因此,民主便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之一。另一个中心口号是科学。二者合起来便是激动当时进步思想界的“德赛二先生”。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发表《本志罪案的答辩书》,回答了封建势力对新思想的非难,并对这个时期《新青年》的宣传作了总结。《答辩书》说名词解释:本志同仁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所谓的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表现了反封建礼教的无畏的决心。《新青年》所进行的反封建主义宣传,开始打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樊笼,起了极大地启蒙作用。它唤醒了青年追求新思想新道德的热情,为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之焕发了崭新的面貌。《新青年》反映了这个过程,并随之产生了质的飞跃,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1918年11月,北京举行庆祝欧战胜利的群众纪念会,李大钊在天安门会场上以《庶民的胜利》为题发表演说,赞扬十月革命的胜利。同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这篇演说和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这两篇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发表,标志着《新青年》开始过渡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更加致力于通过《新青年》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新青年》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的过程中,其编辑部逐渐分化。1919年初,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不朽》(6卷2号)和《实验主义》(6卷4号),前者主要宣传政治上的(形式上是人生观上的)“淑世主义”,后者宣传哲学上的实用主义。从此,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倾向趋于明显化。为此,《新青年》7卷1号发表了《本志宣言》。它一方面肯定了社会主义的趋向,保留着五四运动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对许多问题又保留着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与胡适一派维持着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宣言》发表的同时,胡适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企图使新文化运动的范围,局限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针对这种倾向,李大钊在7卷2号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主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原因。
1920年7月,《新青年》开始变成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8卷1号的主要文章里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在此以后,《新青年》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了三次论战。《新青年》从8卷4号起,连续刊载论文,驳斥梁启超等人的理论,展开了五四运动后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次大论战。站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反对伪社会主义者的人正确地指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走俄国的道路。当时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以《社会主义研究》为题的专栏,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青年》在论战中指出名词解释:“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这次论战起了划清界线的作用。第二次大论战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新青年》8卷1号发表的《论政治》一文,首先阐述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指出“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若劳动阶级自己宣布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9卷4号上又发表了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论战的六封往来长函,组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讨论”的专辑。
1923年6月,《新青年》改组成季刊,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在广州出版。瞿秋白为主编。发刊词《新青年的新宣言》明白地揭示了它的无产阶级性质。《新青年》季刊和以后的不定期刊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对于党在民主革命中纲领和策略的理论论证。此外,季刊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宣传。1923年,资产阶级思想界中展开了所谓“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论战的双方分别以胡适和以张君劢为首。《新青年》干涉了这场论战,展开了反对实用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斗争。瞿秋白的哲学论文《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针对张君劢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论点,指出社会现象同样有客观的规律,并根据“自由与必然”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的原理解释了自由意志的问题,彻底揭露了实用主义的伪科学的本质。《新青年》季刊第3期上发表的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揭开了实用主义者胡适拥护科学的外衣,他写道名词解释:“实用主义带着科学方法来到中国,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新青年》还发表了若干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的文章,也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问题有关。《新青年》在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后,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及其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过巨大历史贡献。